中国有句俗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指的是不同地域上的人们，由于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生存方式等的不同，造成性格特征上的差异。不可否认，自然环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要素之一，一个民族往往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环境下生活、生产，而创造出该地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从而也形成该民族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与性格特征。如中国特有的封闭式大陆型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人“尚农轻商”、“儒家伦理”思想，形成中国人内在、含蓄、容忍、依赖合作等民族性格；而俄罗斯的“地跨亚欧大陆、气候恶劣”等地理环境造就俄罗斯民族朴素、直率、吃苦、好动等性格。希腊的岛国环境与特有的海洋文化形成希腊民族求变、好奇等性格。泰国作为东南亚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对其民族性格特征的形成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地理环境上，泰国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上，其地形东北、北部、西部为高原或高地，南部沿海。中部为土壤肥沃、地域宽阔的平原，被称誉为“母亲河”的湄南河流经其中形成湄南河流域，占泰国国土三分之一，约一半的泰国人口聚居在这里。气候上，泰国地处热带地区，平均气温27°c，年均降雨量大。自然资源上，泰国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整体上看，泰国是一个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的国家，其独特的地势、肥沃的土壤、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泰国成为“世界粮仓”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泰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生产，从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素可泰王朝起，就创建了一个“水中有鱼，田中有稻”的自给自足的典型的农业社会形态。泰民族也正在这么一个上天赐予的优越环境中养成了温厚善良与知足常乐的性格特征。
　　泰民族的温厚善良与知足常乐可以说是使泰国赢得“微笑的国土”称誉的原因之一。泰国人的微笑并非礼仪性的微笑，而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充满富足感与安逸感的微笑。有学者认为“日照天数的多寡对人体生物性质有很多影响，阳光的照射会使人的大脑产生五羟色胺，这种物质会使人的情绪很好。”泰国民族心情愉悦，总是保持着温和富足的微笑确实与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整个自然环境优越感的表露。泰国人对他们的生存环境感到相当满意，用他们的话说“随便在门前撒下一颗树种，都会长大结果。”即便他们也会偶然遭遇干旱或洪涝灾害，但他们都不会着急，因为威胁不了他们的生存。他们的这种温厚善良与知足常乐的性格特征最能体现在日常语言上的就是日常见面打招呼的“sabaidi”（你好！原意为：舒服、舒适），有别于中国传统的见面招呼语“吃了没”。
　　泰国人的这种温厚善良与知足常乐的性格特征让泰国人心情愉悦，生活舒适，这在当今社会竞争力薄弱的泰国农村人身上体现最明显。泰国的自然环境在塑造这种性格的同时，也滋生了泰国人怠惰、不求进取的性格，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连泰国文化名人披耶阿奴曼拉查东也赞同这样的看法，认为“泰国人的一个障碍就是该国的气候条件，他们住在热带，这里粮食充足，气候良好，所以人们产生了惰性。”

　　二、社会环境对泰国民族性格特征的影响

　　众多学者认为，社会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一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定的国家或民族长期社会发展的延续，是这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人在先辈奠定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上活动，所形成的性格不可避免受他们所属的国家与民族的社会历史所影响，其性格也打上国家与民族的烙印。笔者认为，泰国的社会环境有着两点明显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泰国民族的性格，一是泰国社会的“乡土性”，一是泰国社会的“庇护制”。
　　（一）泰国社会的“乡土性”形成泰国民族的重亲情、团结友爱等性格特征
　　泰国学者腊查尼坤�瑟卓认为，具有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业社会是泰国社会结构的主要体现，其主要特征是群落中以非正式（informal）形式聚居一起，区域性环境与文化的相似性使人们的生活状况与职责相差不大，阶层表现不明显，人们和谐相处，重视亲情，尊重长辈，有宽容心，遵守宗教教义等。传统上，泰国的社会体系以乡村为单位，过去，每个村庄在经济上和需求上，都是自给自足的，人们的风俗习惯，主要以农业和宗教为基础的。可以说，泰国的社会特征有似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乡土社会”特征，其具体表现包括：第一、乡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以地缘与血缘共同编织的人际网络，人们在这个网络中共同生活、劳动，相互依存。第二、乡土社会中人们聚村而居，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与村落，人们在一定的区域内活动，形成特有的社交圈子，圈子里的人共同遵守相同的民俗与规定的道德规范。第三、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共同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 　　泰国人民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然条件优越，以农耕生产为主，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上生活。而在长时间的生产与生活中由于相互依赖、患难与共而养成一种重视亲情和友情、团结友爱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过年过节相互关照，互赠食品；乡里邻居生老病死，要搞仪式，必有邻居街坊与亲朋好友来看望与相助；许多人家门口摆放一坛清水，以供路人饮用等等。最能体现这种性格的是泰国的传统“帮工习俗”。对此，泰国学者呐内・本涅进行过描述：“泰国传统的‘帮工’习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每到收割季节，村民们自发相互帮助收割作物，之后进行其他活动也一样。这种互助使人们之间结下亲戚般的情谊。”
　　这种团结友善，重视亲情的性格还从泰语中的拟亲属称谓中明显看出，泰国社会普遍使用“ 外公、外婆、伯伯、伯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孩子”等来称呼非亲属关系的人群。这种拟亲属称谓的泛化在当前社会中运用十分广泛与突出。这一点可以说明泰民族重视亲情友情，把周边的熟人与陌生人当做一家人看待。

　　（二）泰国社会的“庇护制”形成泰国民族的权威崇拜、爱面子等性格特征

　　任一雄在《东亚模式中的权威政治：泰国个案研究》中提到“庇护制是泰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泰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泰国的庇护制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它既产生于泰国传统的统治制度，也产生于泰国传统的思想与文化。泰国的统治制度从素可泰王朝起就是一个典型的父-子式统治模式。国王首先是一国之父，其次是一城之父、一村之父、一家之父。“国王作为一国之主，应当像一个家庭中的父亲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他的臣民，治理他的家庭，以他的恩德泽众生，使之丰衣足食。而臣民则应服从国王的权威。”到阿育陀耶王朝，泰国实行“萨迪那”制，这种封建分封制是对社会两个主要阶层即统治阶层（主人）与被统治阶层（仆人）的权益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把社会“庇护关系”凸显化，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阶层里的主人与仆人的地位不是与生俱有并可以继承的，而是可以随时灵活调换的，而双方的权利与责任也可以随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人（统治阶层）必将以自己的洪恩泽被子民，使其丰衣足食，保持自己的地位与权益，而作为仆人（被统治阶层）则对主人尽忠，以寻求庇护，提高自己的权益。这种“庇护制”不管是在曼谷王朝五世王废除了奴隶制还是在七世王更改国家统治模式为君主立宪制之后，还依旧显性或隐性存在社会生活中。正如翰可斯所说的“除了夫妻关系以外，泰国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具有庇护关系的特征：父母是子女的庇护者，兄长是弟妹的庇护者，军官是下属的庇护者……无可置疑，这种性质的关系并不是一般说说而已，它是维系泰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支柱。”另外，庇护制还跟传统的文化思想有关。因为泰国人相信命运，相信穷富贵贱是前世积德与造孽的结果，要想改变人生的不平等，寻求庇护是一个他们能做的事情。
　　在这种社会庇护制下，无疑造成了泰国民族的“权威”崇拜性格。权威崇拜体现在泰国人对有权威有势力的人的敬重与畏惧，比如给一些官宦或富商冠以诸如名誉主席、董事长、客座专家、会长等头衔，并邀请其在各大场合出席活动与发表讲话等。在社会上，不论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司或学校，泰国人称领导上司为“caonai”（主人），而领导、上司称自己的下属员工为“luknog”（弟妹，子女）。这种权威崇拜还明显体现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常教育孩子认真学习，长大做官，因为有俗语说“十个商人比不上一个官职”。不但如此，这种“权威”崇拜性格还形成泰国当今特有的“军、政、商结合的权威政治”。
　　由“权威”崇拜引申出来的是谦卑与讲礼仪。对于有“权威”的人，泰国人表现十分谦卑，不仅在礼仪礼貌上表现得体，不乱分寸，而且在言语表达上十分谦虚、温和。笔者在泰国留学时注意到，在学校里，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学生对教师、文职人员对教师、教师对领导等的表现都能明显体现出不一样的身份地位，不一样的礼仪相待。人们举手投足谨慎，言语谦虚，整个感觉是谦卑但温文尔雅。即便课堂上，多数教授留过洋，经过西方思想熏陶，但对学生的要求却保守，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不敢回答问题或与教师争议。甚至学生有事找教师时常见下跪姿势。有学者认为，泰国拥有“礼仪之邦”的雅称，这种礼仪是建立在权威崇拜之上的。笔者赞同此观点。
　　由权威产生礼仪，由礼仪产生爱面子，这是容易理解的。泰国礼仪繁复，随时间、地点、人物、场合等不同有严格要求。泰国礼仪使泰国人凸显文雅谦卑。其实这种礼仪更能体现泰国人爱面子的性格特征。对有权威有地位的人讲究礼仪，是为保全其“面子”，以更好“庇护”自己；对师长讲礼仪，是为维护师长的面子与“庇护”关系；对无权威或晚辈讲礼仪，是为维护自己“面子”，体现自己“庇护”权利。泰国人爱面子，在社交上避免说“不”，不轻易批评或指责别人，避免正面冲突。体现在语言上是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maibenrai”（没关系）、“minamida”（有脸面）等字眼。

　　三、宗教文化对泰国民族性格特征的影响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社会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俗、传统道德、思想意识、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甚至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对于泰国，这个拥有90%以上佛教教徒，被称誉为“黄袍佛国”的国家，从素可泰王朝起，佛教就根深蒂固地驻扎在泰国这块沃土上，对泰国人民与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所言“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这是因为一切艺术、文学、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都是围绕着它的宗教而发展并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虽然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的影响，其文化才有了某些变化，在国内的先进地区里，泰族文化已趋于世俗化，然而对整个人民来说，宗教文化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力量”。
　　泰国的宗教文化确切地说是一种融合了地方传统迷信、婆罗门教与大乘佛教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小乘佛教文化。无疑，佛教文化在对泰国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产生重大影响外，对泰国民族性格的铸造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佛教教义对泰国人民思想意识与行为举止等方面的指导作用上。佛教的主要教义“主要是围绕如何使人生得到解脱、即对人生的价值做出判断-一切皆苦而展开，并不断向人们宣传它的人生哲理”。佛教提出“三世两重因果论”，强调人生的变幻无常，苦海无涯，一切命中注定，只有忍受，顺从苦难，修习佛法，去恶从善，才能得到来生的幸福。佛教的这一主要教义对泰国人民思想影响很大，人民普遍相信“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论”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说。这使泰国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养成乐善好施、慈悲为怀与忍耐麻木等显著的性格特征。 　　泰国民族的乐善好施与慈悲为怀一方面体现在他们一生中的佛事消费上，即“用于做佛事，结善缘、积功德的开支，约占农民家庭现金的27%”。不仅如此，“70年代，清迈府讪沙县的一个农村，每户农家每年收入的55%用于善事。”由此可见泰国人对做善事的投入是极其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泰国对社会慈善事业的支持上，泰国社会的慈善部门与机构是数不胜数，慈善活动也是蓬勃高涨的，有如戚盛中所描述的：“各府慈善机构的触角有时会伸展到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来。比如，当你在办公室工作时，会突然走进两个年轻人，礼貌地请你为兴办慈善事业捐款；当你坐在影院内，正片放映前，银幕上会突然出现残疾儿童的幻灯片，扩音器中也传来号召观众捐款的呼声……”。
　　如果说，这种“慈善”性格正是泰国人坚信“善有善报”，希望“来世”幸福的思想反映，那么，泰民族的“忍耐与麻木”性格则是泰国人民相信“人活着就是痛苦”，这个苦是“命中注定”的佛教思想的反映。这一性格特征体现在泰民族对传统社会阶层制度的默认，对现实生活诸如贫困、吸毒、贪污、艾滋病、环境污染、色情泛滥等社会重要问题的容忍与麻木；也体现在泰国人遇事时常挂在嘴边的“sawanmida”（苍天有眼）、“dambundamgam”（随命）、“caiyenyen”（ 耐心点） 等言语上。泰民族的这一“忍耐麻木”性格，也导致了泰国民族出现悲观、迷信、不求进取、逆来顺受、及时享乐等心理，而这些心理被泰国学者批评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